第一章 坠落 (第2/2页)
王建国的脸贴在舷窗上。他的工程师大脑在拼命处理眼前的画面,然后给出了一个不可能的结论:这不是太阳光。太阳光是连续光谱,经过瑞利散射后会呈现蓝白色。这种红光的色温约为2000K——比钨丝灯泡还低,接近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经过红移后的色温。
瑞利散射(Rayleigh Scattering)解释了天空的蓝色:短波长的蓝光比长波长的红光更容易被大气分子散射。天空呈现红色需要特殊的散射条件——如大量气溶胶粒子(火山灰、沙尘暴)或异常低色温光源。色温2000K的红光在自然界极为罕见,宇宙微波背景辐射(CMB)的等效色温约为2.725K,但经过宇宙学红移后可呈现为微波频段的暗红色。
“这不……这不可能。“他喃喃自语。
然后他看到了。
天空中有一个——不,两个光源。一个在左前方,暗红色,体积看起来比太阳大三倍;另一个在右后方,稍小,颜色更深。两个光源之间的角度约为52度。
双星系统。他在看一个双星系统的天空。
王建国的手开始抖了。不是因为恐惧——是因为他在推算: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,与地球南中国海上空35000英尺的任何物理参数都不匹配。大气散射光谱、光源数量、光源色温——全部错位。
这不是地球的天空。
01:19:51。四秒红光,四秒黑暗。总共八秒。八秒钟里,地球消失了。
机舱内开始有人尖叫。乘务员阿米拉——28岁,怀孕七个月——本能地抱住了自己的腹部。她身边的乘客有的在哭泣,有的在祈祷,一个澳大利亚商人拿出手机想打电话——屏幕漆黑,没有任何信号。一个中国老妇人开始念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“,声音越来越大,像是在用声波对抗黑暗本身。
陈昊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速度很快。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——他的第一反应是看表。他的数字手表还在走。但这块卡西欧G-ShOCK在三个月前就换了新电池,走时精准到每月误差不超过0.5秒。
表上的时间显示:01:20:00。
然后他注意到秒针。秒针在动——但是方向反了。它在倒着走。从00倒回到59,58,57……
时间在倒退?
不。陈昊然强迫自己冷静。在物理学中,时间不可能倒退——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熵只能增加。但机械表的秒针倒转只有一种物理原因:手表内部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受到了某种频率干扰。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为32768赫兹。如果有外部电磁场恰好在这个频率上产生共振,就可能导致计步逻辑反转。
32768赫兹。他在心中默念这个数字。2的15次方。一个干净得令人不安的数字。
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标准频率32768Hz = 2^15。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使其在电场激励下产生稳定振荡,是现代电子钟表的核心。32768Hz的信号经过15次二分频后输出1Hz脉冲,驱动秒针。如果外部电磁场恰好在32768Hz产生强共振干扰,理论上可能扰乱分频逻辑导致逆向驱动——但这需要极其精确的干扰源。
但这意味着——有什么东西在用极其精确的频率干扰他们的电子设备。不是随机的电磁噪音,而是一个设计过的信号。一个2的15次方赫兹的信号。
这不是自然现象。这是人为的。或者说——是某种意志的产物。
01:20:00。
飞机开始剧烈颠簸。不是气流颠簸——气流颠簸是随机振动的叠加,有特定的频谱特征。这种颠簸是周期性的,频率恒定,振幅递增。波音777机体在这种周期性载荷下开始发出金属尖叫——机舱地板的铆钉在应力下发出尖锐的嘶鸣,头顶行李架的锁扣在颤抖中弹开,行李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。
扎哈里的手抓住了操纵杆。他看到了——不,他感知到了——飞机正在下降。高度表的数字在跳动:35000……28000……19000……数字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任何已知的下降率。波音777-200ER的最大下降率约为3000英尺/分钟,但高度表显示的下降率超过了15000英尺/分钟。
这意味着飞机不是在“下降“——它是在被什么东西拖下去。
“法里克!紧急呼叫!Mayday Mayday Mayday!MH370,Mayday!“
法里克按下话筒。他的手指在发抖。他后来回忆不起自己在话筒里说了什么——因为在他按下发射键的瞬间,他看到了高度表上的数字跳到了负数。
-420。
负420英尺。他们在海平面以下420英尺。
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。海平面是零海拔基准。飞机不可能飞到海平面以下——除非它不在地球上了。扎哈里在后来回忆这一刻时说了一句话:“那一刻我知道,我们不在任何地方了。“
颠簕在加剧。高度表在-420到+50之间疯狂跳动——就像数字本身失去了意义。有人从座位上摔出来,行李砸在过道里。阿米尔紧紧抓住货舱通道的支架,礼萨用双臂环住了他的腰——两人像暴风雨中的树枝一样被甩来甩去。王建国的钛合金样品箱从头顶行李架掉下来,砸中了他旁边的座位。他看到自己那台便携式光谱仪的屏幕亮了一下——只亮了一下——屏幕上显示了一串他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光谱线。
那不是元素周期表上任何已知元素的光谱线。
然后他来不及多想,因为飞机发出了他从未听过的声音——一种金属在极限应力下屈服形变时特有的、骨骼断裂般的嘶叫。机舱地板翘曲变形,头顶面板碎裂脱落,氧气面罩自动弹出。有人抓住了面罩,有人抓住了扶手,有人抓住了彼此。
一个中年女人在尖叫间隙突然安静下来,转头对旁边的乘客说了一句:“我们要死了。“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预报。旁边的人后来回忆说她那时候的眼睛已经不像活人了——瞳孔完全放大,没有光反射,像两个黑色的洞。
这就是创伤心理学中的“冻结反应“——当大脑判断战斗或逃跑都不可能时,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强行关闭情绪回路,让人进入一种近乎平静的 dissociation 状态。在空难记录中,这种反应出现于撞击前5-15秒。大脑已经“放弃“了。
创伤心理学中的人类应激反应分三类:战斗(Fight)、逃跑(Flight)、冻结(Freeze)。冻结反应是当大脑判断威胁不可对抗且不可逃避时,由副交感神经系统主导的极端保护机制——心率骤降、痛觉钝化、意识解离。许多空难遇难者的遗体呈现出平静的面容,正是因为冻结反应在撞击瞬间阻断了痛觉信号。
然后——冲击。
但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冲击。不是粉碎性的、毁灭性的、将肉体与金属一起压成碎片的那种冲击。而是——
一种柔软的、均匀的、像落入巨大手掌一样的减速。飞机减速了。从极端的下降率到几乎停止——在不到三秒内。所有的G力向前,而不是向下。扎哈里被压在椅背上,感觉胸腔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住又松开。有人在叫,有人在哭,有人在笑——一种歇斯底里的、绝望的笑。
然后飞机落了地。不是坠毁式的落地。是着陆。一个粗糙但完整的着陆。起落架在某种地面上颠簸了几次,然后飞机停了。引擎熄火。螺旋桨叶片的惯性在减速中发出金属叹息般的声响。
一切归于安静。
窗外那片绛红色的光仍在。透过舷窗能看到——红色的地面。无边无际的红色地面。没有绿色,没有蓝色,没有任何地球上该有的颜色。只有红。
然后扎哈里看见了。天空中,两个太阳。